• 三岁的时候,我想杀死我姐姐,这是我最早的记忆。那个记忆如此鲜明,我如今还不时想起当时她的鼻尖隔着枕头套抵着我的手掌的感觉。她不可能抵抗得了我,不过,我还是没能成功。爸爸走进我们的房间,他要送我们上床,跟我们道晚安,这刚好救了她。他领我回我床上,对我说:“这种事绝对不能再发生。” 等我们大一点,我似乎是个不存在的女儿,除非和她有关。我们的两张单人床之间有一道长长的阴影,我每每在房间的另一头看着她睡觉,都会细数有哪些死法:在她的谷片食物里下毒;到海边被退潮的水流卷走;被闪电击中。最后,我虽然没有杀死我姐姐,但她自己想杀死自己。 或至少,我是这样告诉我自己的。
• “如果你希望在法庭里被视为成人,你就必须开始表现得像个成人。安娜,我唯一可以为你争取权益的方法,是你能否向每个人证明,当我走开时,你还可以为你自己奋战。”坎贝尔
• 我刚开始当妈妈的时候,晚上躺在床上,常常想象一连串最可怕的事情:被水母蛰咬,尝到有毒的草莓,陌生人的微笑,掉入浅池塘。孩子可能出任何意外,光凭妈妈一个人的力量似乎不可能固守他的安全。等到我的孩子长大一点,我想象中的危险改变了:吸食强力胶,玩火柴,有人在学校的露天看台后面贩售粉红色小药丸。其实每天晚上都不睡觉,你也数不清失去所爱的人的方法有多少种。对我而言,现在的境遇已经不是假设性的问题。当你被告知你的孩子得了致命的疾病,做父母的必然落入两种情况之一:一是你想挽救她的所有努力都是白忙一场,一是你的脸颊挨了一拳,你以为没事了,熟知世事难料,你得再次强迫自己抬起头来,继续挨拳头,因此,我们看起来可能很像受折磨的病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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