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世存的经典语录

2020-08-12 10:41:46  阅读 333 次 评论 0 条

1927年夏天,鲁迅对朋友说:“我想赠你一句话,专管自己吃饭,不要对人发感慨。并且积下几个钱来。”1928年夏天,鲁迅对一位朋友说:“处在这个时代,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,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,以备不虞。”过了几天他又说:“说什么都是假的,积蓄点钱要紧!”

郁达夫是现代史上的大文人,一度被称为中国的“卢梭”。这个少年时代即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,在日本留学时学习过医科、政治学科,最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。在日本留学期间,他看过几千部西方的小说。1921年,25岁的郁达夫出版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《沉沦》,轰动文坛。

对我们中国人来说,处于一个过渡转型的时代是幸运的。尽管集体的心态表示说,宁做太平犬,不做乱世人;但确实,在混乱的自由中,人性的诸多可能性得以实现。平时卑微、平庸的、犬马一样的生活在此自由和风险中,激发出人性的光芒,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。

钱穆对鲁迅的评论值得三思:“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,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?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,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。鲁迅全面否定儒教,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,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,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。”在钱穆那里,当年西化的鲁迅、胡适是新儒家,我们由此可以理解,传统的儒道互补、内佛外儒,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。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,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“新儒家”。我们由此可以理解,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,传统的儒、释、道仍能够借身还魂,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。

我们从生计的角度看鲁迅,或者更能理解鲁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,他跟我们一样,为生计所苦,承受了一个现代中国国民的生之甘苦。也只有如此,从当时到现在,他丰沛的文字才感动了一代代在中国生活中挣扎并收获的心灵。

我关注的历史人物从以治世为主,到逐渐侧重治身、治心,我尽可能打捞在中国立身的多样可能。其实,与其说陈撄宁、余云岫治身,梁漱溟、熊十力治心,不如说他们一样在治世。传统的说法,儒家治世,道家治身,佛家治心。儒释道在近代合流,早已使我们中国人从中都获得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,落实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过有所侧重而已。在这个意义上,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精英算是治世者,边缘人物算是侧重治身治心者。我们今天都知道,这些主流边缘只是一时一地而已,他们都有为我们奉为经典的时候,也有为我们看轻看淡的时候。

如果我们考察自家历史上的先知,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,这种自主,在很大程度上,没有多少神秘性,有的是理性的敬畏,而不是“理性的自负”。他们能够不占而卜,他们清楚一切需法自然天道,一切在于人事努力。善易者不卜,他们懂得变易的道理,牢牢地守住天理人情。可以说,他们是理性主义者,如果我们说他们是敬畏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者,也能够成立。传说中比较早的预言家是大禹,三皇五帝时代的终结者。

翻开中国的史书也可以看到,我们历史上也有很多先知,只不过,他们被更为庞大的史官士人以及江湖术士们淹没了。对一个建立了政统秩序的统治集团来说,无论是天地大道还是歪门邪道的存在,这些道统和江湖都是对其政统的制约或威胁。因此,它联手史官士人以理性的名义,来扼杀先知,所谓“妖言惑众者弃市”;甚至以我注六经的形式来谬托知己。这是我们中国先知以及先知一样的思想家们被遗忘的秘密。

立春之日,敏感的人可以察觉,太阳出来时较之冬天的太阳不太一样了,此时阳气充足,吹面不寒,阴冷之态消失。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白昼长了,太阳暖了。“立春一日,百草回芽。”农谚提醒人们,“立春雨水到,早起晚睡觉。”大春备耕也开始了。虽然如此,大陆中国的很多地方,仍然是“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”。冬去春来,这不仅是天地间的物象,也是人心的理路。人们爱寻觅春的消息:那柳条上探出头来的芽苞,“嫩于金色软于丝”;那泥土中跃跃欲出的小草,等待“春风吹又生”;而为着夺取新丰收在田野中辛勤劳动的人们,“立春一年端,种地早盘算。”

“从政要学曾国藩,经商要学胡雪岩”。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“官场楷模”。他升官最快,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;做官有道,政声卓著,治民有言;保官最稳,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,荣宠不衰。他以汉人身份平定太平天国,“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”,虽然满清朝廷失言,但他的事功当是时已经王霸天下,动静间可以兴邦丧邦。他“匡救时弊”、整肃政风、学习西方文化,使得晚清出现了“同治中兴”;曾一生致力结交、网罗、培育、推荐和使用人才,他的幕府是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人才库,几乎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。

立春:天下雷行而育万物。立春是我们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,从天文学上说,这是太阳到达黄经315度时的时空。从一个太阳年历法的角度看,似乎应该把冬至即太阳到达南回归线的时间当作最后一个节气,此后的节气即小寒则为第一个节气。从太阴年历法的角度看,立春作为节气之首也是无可无不可的,虽然立春多在朔日前后。而从农历年的角度,立春并不是新年的开始,真正的新年开始就是大年初一。但中国人这样确定了历法,跟中国人对天地人演进的观察思考之细密有关。

可以说,鲁迅的收入不算低。有人因此认为,“鲁迅能够自食其力、自行其是、自得其乐,坚持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” 。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,他虽然朴素,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:鲁迅爱逛琉璃厂、淘古物字画,爱吃馆子、摆酒席,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;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,他和许广平、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,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、赴宴席……

我们今天褒贬前贤多是着眼于他们的言行,很少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出发了解其言行背景,事实上知人论世会使我们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。

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,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。他在名篇《呐喊自序》中写道:“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,在侮蔑里接了钱,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”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,我以为在这途路中,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。”直到晚年,鲁迅还回顾说:“契诃夫的想发财,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,而这时候,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。看不起钱,也是那时的所谓‘读书人家子弟’的通性。我的祖父是做官的,到父亲才穷下来,所以我其实是‘破落户子弟’,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,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。”

时空并非均匀。一旦时分两仪四象,如春夏秋冬,我们必然知道自己在春天生发、走出户外,在冬天宅藏,在秋天收敛,在夏天成长。尽管圣贤对时间有着平等心,在“初日分”、“中日分”、“后日分”能以等身布施,但朝乾夕惕仍有分别。王阳明甚至发现了时间与世界的关联:“人一日间,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,只是人不见耳。夜气清明时,无视无听,无思无作,淡然平怀,就是羲皇世界。平旦时神清气朗,雍雍穆穆,就是尧舜世界。日中以前,礼仪交会,气象秩然,就是三代世界。日中以后,神气渐昏,往来杂扰,就是春秋战国世界。渐渐昏夜,万物寝息,景象寂寥,就是人消物尽的世界。”

由此可知,梁启超有经济头脑,有政治抱负,却少了政治魄力和政治能力。好在他的财经思想今天已是国人的常识。他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说不尽的。具体到经济领域,我们可以说,他仍给今天的文化人树立了榜样,那就是知识人不必讳言利益,也应该参与经济实践。

我们世纪的先知对人性的不忍之善更不为人知,文明的道统更为衰败不堪。由于先知的缺席,渺小而孤独的个体与敬畏、安慰、希望,与人生世界的总体性解释完全隔绝。这是后世人们受管制和异化的秘密,是人们在生存秩序上失衡的秘密,也是人们在精神心理上变态的秘密。

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,儒、释、道、耶、回等等都会成为有效的思想源泉,它们如何融合另当别论,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内佛表现在一个中国人身上,那绝非“混搭”,而是有意义的立心立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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